杨绛：“我们仨”在巴黎的幸福时光

欧洲时报 / 周周


5月25日凌晨，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先生病逝，享年105岁。先生虽逝，其学问、才智却鲜活地通过文学作品遗存下来，留给世人慢慢品读。杨绛与丈夫钱钟书带着女儿圆圆曾在巴黎留学一年，在杨绛晚年回忆录《我们仨》里，这段在巴黎的幸福时光通过杨绛平静朴实的语言保存了下来。如今，虽然时隔八十多年，巴黎的街头巷尾，仿佛仍能看见夫妻俩与友人畅谈文学与理想的声影。


“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婴儿与母亲”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结婚后一同前往英国求学，两年后，爱女圆圆出生，就在女儿出生一百天后，夫妻两人来到巴黎继续学习。当渡轮从英国抵达法国加来，法国人的“绅士”给杨绛留下好印象。

“我因钟书不会抱孩子，把应该手提的打字机之类都塞在大箱子里结票。他两手提两只小提箱，我抱不动娃娃的时候可和他换换手。渡轮抵达法国加来，港口管理人员上船，看见我抱着个婴儿立在人群中，立即把我请出来，让我抱着阿圆优先下船。满船渡客排成长队，挨次下船。我第一个到海关，很悠闲地认出自己的一件件行李。钟书随后也到了。海关人员都争看中国娃娃，行李一件也没查。他们表示对中国娃娃的友好，没打开一个箱子，笑嘻嘻地一一画上‘通过’的记号，我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初来乍到的好印象，也体现了杨绛无处不在对女性与儿童的人文关怀。

只按自己定的课程学习

在巴黎的学习生涯，对文凭，钱钟书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攻读文凭“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在《我们仨》中，杨绛写道，“我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

巴黎大学自由的学习氛围，让夫妻俩花上一年时间扎扎实实地读书。这样的生活今日看来，是如此的“奢侈”与“幸福”。钱钟书在巴黎读书所下的功夫让杨绛赞叹不已，“（钱钟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

“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虽然是对丈夫的赞美，从字里行间，我们却能感受到这对才子佳人在学习上暗暗较劲的日常画面，如此相辅相佐、为共同目标共勉的搭档实在让人钦羡。


巴黎“大学城”的“朋友圈”

杨绛虽然称自己与丈夫“不合群”，但在《我们仨》中，仍可以看到杨绛与钱钟书在巴黎热闹的“朋友圈”，其中许多朋友正是住在巴黎“大学城”，夫妻俩也成为巴黎“大学城”食堂的常客。

“我们每出门，总会碰到同学或相识。当时寄宿巴黎大学宿舍‘大学城’的学生有一位H小姐住美国馆，一位T小姐住英国馆，盛澄华住瑞士馆。其他散居巴黎各区。与我们经常来往的是林藜光、李伟夫妇。李伟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作诗填词，墨笔字写得很老练。林藜光专攻梵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国家博士。他们有一个儿子和我们的女儿同年同月生。” “林藜光好客，李伟能烹调，他们家经常请客吃饭。T小姐豪爽好客，也经常请客。H小姐是她的朋友，比她更年轻貌美。H小姐是盛澄华的意中人。盛澄华很羡慕我们夫妻同学，也想结婚。可是H小姐还没有表示同意。有一位由汪精卫资助出国留学的哲学家正在追T小姐。追求T小姐的不止一人，所以，仅我提到的这几个人，就够热闹的。我们有时在大学城的餐厅吃饭，有时在中国餐馆吃饭。”这样热闹的留学生活，是不是让同在巴黎的你也想起了昨日聚餐的八卦与欢笑？


多年后回忆：“我那时是多么幸福”

在法国留学，有欢笑也有悲伤。当杨绛在法国得知妈妈逃难时去世，她在《我们仨》中写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时隔80多年的幸福味道因文字历久弥新

在《我们仨》末尾，杨绛写道：“阿瑗去世，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然后，在读者心中，“我们仨”的幸福味道却通过每一次的阅读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