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知识分子在二战中如何选择

澎湃新闻   整理人：田乐


 5月23日，文澜大讲堂•钱塘公众历史第四期讲座在杭州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法国史研究专家吕一民为听众带来题为“抵抗还是合作——二战期间法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命运”的讲座。

吕教授首先介绍了“既远又近”的法国与中国的关系。除了两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之外，在通俗文化方面法国对中国的影响也有典型事例。例如，脍炙人口的中国儿童歌曲《两只老虎》，经历了二三十年代“打倒列强除军阀”以及五六十年代“打倒土豪分田地”的歌词变换，而溯其源头，这首歌最早来源于法文儿歌“雅各兄弟（Frère Jaques）”。随后，吕教授切入正题，首先分析了再次面对世界大战之际法国各界的心态。

法国知识分子在二战中如何选择

再次面对世界大战的法国

一战爆发时，法国全国上下群情激奋、斗志昂扬；至二战爆发，法国人抱持的态度则与一战时大相径庭，人们都尽量回避战争、躲避战争。吕教授认为，一战爆发时法国全国上下的昂扬斗志，与普法战争爆发后一战爆发前第三共和国政府对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密切相关，并且当时的法国人心中普遍存有对德复仇的情感。

19世纪后期，长期担任法国教育部长，有时是总理兼教育部长的法国著名政治家、教育家茹尔费理大力推行教育改革，特别提出了教育改革的三条原则：一、世俗的，即使学校摆脱教会控制；二、免费的，即在小学实行免费教育；三、义务的，亦即强制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费理时期以来的小学教育成功把爱国主义情感培养融入到教育之中，其间，许多当年的法国大牌学者积极参与，贡献巨大。

例如，当时法国地位最高、人称“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教师”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拉维斯，亲自撰写了小学生历史课本或小学生爱国主义义务课程读本。在相关课本《爱国主义义务》中有这样的文字：“战争虽然不是多半要发生的，但却是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法国必须保持武装，时刻准备自卫。虽然它有一个同盟者和一些朋友，但首先要靠自己。保卫法兰西，就是保卫我们生于斯的土地，这是世界上最美丽富饶的土地。保卫法兰西，我们的一举一动，要像祖国好儿女一样。我们要履行对我们祖先应尽的义务。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创建了我们的祖国。保卫法兰西，我们就是为一切国家的人民而工作，因为法兰西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在世界上传播了正义和人道的思想。法兰西是最公正、最自由、最人道的祖国。”

及至二战爆发，情况与一战相去甚远，法国人的士气极其低落。当时不仅普通法国老百姓，甚至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都不理解为什么还要进行新的大战。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是1930年代在法国盛行的和平主义对此影响深重。当时鼓吹绝对和平主义思想的法国哲学家和作家阿兰便认为所有战争都是罪恶。吕教授以为，当时法国盛行的和平主义思潮外衣之下，法国公众对战争的恐惧实际已经达到“集体怯懦”的程度。

如果说，后人现在一般认为法国总理达拉第、英国首相张伯伦“因为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而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我们还应当知道的是，无论是达拉第还是张伯伦，当他们签署完协定归国时，却都像凯旋而归的英雄一般受到国人欢迎。吕教授在此指出，在一战中吃尽苦头的法国人不愿再来一次浴血奋战，诚然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懂得一个历史教训：当一个国家面临一个像希特勒这样侵略成性、嗜权成癖的敌人一心想要毁灭或者奴役它时，为了生存，打一场战争有时是十分必要的。

“奇异的溃败”及其后果

由于二战法国是被迫参战，所以尽管法国于9月3日下午五点向德国宣战，实际上却是宣而不战，相关媒体亦只能用“西线无战事”之类的措辞来报道相关消息。因此，一些法国人将这样奇特的战争场面称为“奇怪的战争”。

法国知识分子在二战中如何选择

在“奇怪的战争”期间，驻守在马其诺防线的士兵几乎无所事事，为此，当时的政府和军方因担心官兵太过无聊，为他们组织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如剧团演出、放电影甚至是舞会。当时的法国总理还给驻守在马奇诺防线的官兵分发了一万个足球。毫无疑问，这样的局面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在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在西线发起全面进攻。德军发起的这次进攻标志着“奇怪的战争”结束。当时法国处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因而它也意味着第三共和国丧钟被敲响。在德军凌厉的攻势下，法军节节败退，尽管法国陆军曾经威名远扬，但在此次战争中却非常不经打。

在法军节节败退时，法国老百姓被迫开始逃难，法国很多地方出现了逃难浪潮。1940年五、六月间的逃难浪潮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它也在精神方面为停战打下了基础。据1940年出生于尼斯的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回忆，他的童年记忆最多的就是害怕、提心吊胆、逃难和没完没了的轰炸。这样一种经历，使当时一些法国人，产生了“自弃”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带着宽慰的心情赞成停战。

在此背景下，时任副总理、一战中的凡尔登英雄，年过八旬的贝当元帅取代保罗•雷诺出任政府总理。贝当接任总理后，第二天中午就发布广播讲话，宣称必须停止战争，体面地寻求停止军事行动的方法。6月20日贝当正式向德国请求停战。

6月21日，德法双方在贡比涅森林的小车站雷通德开始停战谈判。这个小车站正是一战结束时，法国方面接受德国方面求和的场所，即法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乘坐的专列所停靠的车站，当年德国人就是在这个车厢中向法国方面乞求停战。一战结束时，法国人特意在此竖立了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刻着“罪恶而骄横的德意志帝国被它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击败，于1918年11月11日在此屈服投降。” 当时的法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20年之后，这一曾让他们扬眉吐气的地方竟然成为使他们再度蒙受国耻的伤心之地。希特勒有意识地把接受法国求和的地点安排在这里，而且本人亲自出席谈判。

德国方面在会谈开始时宣读了一份宣言，其中写道选择此地乃是为了“用一种纠正错误的正义行动来永远消除法国历史上并不光彩的一页和德国人痛恨的历史上的最大耻辱”。希特勒听过这份宣言后就离开了，离开车厢时他还兴高采烈地跳起了小步舞，非常得意。不过类似的报复做法，法国方面也采取过。众所周知，普法战争结束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曾经在凡尔赛宫著名的镜厅宣布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所以在巴黎和会时，作为东道国的法国有意识地把巴黎和会开幕时间定在1月18日，把签订和约的地点放在凡尔赛宫里的镜厅。就此而言，二战结束之后，德法两国领导人力推法德和解并取得重大进展，确实意义非凡。

根据停战协定，整个法国一分为二，分别划为占领区和自由区，占领区由德国直接管。理论上维希政权对占领区仍保有一些权力，但这些权力实际上受到各种各样来自德方的限制。另一方面，自由区由维希政府统治。贝当政府首都原设立在波尔多，但现在属于占领区，所以不得不迁到维希——一个温泉疗养胜地，很小的一座城市。所以贝当政权统治下的法国被称为维希法国。尽管贝当一再宣称要力图实现德法之间平等的“合作”，但在旁观者看来，这即便不是贝当之流的异想天开，也至少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因为纳粹德国需要的只是傀儡，绝非平等的伙伴。

让法国人堪以告慰的是，与维希法国相对的，还有一个抵抗的法国。在此期间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戴高乐(De Gaulle )，他发出了著名的“六•一八号召”。在艰难的抵抗过程中，戴高乐的个人威望不断提高，这固然主要是由于戴高乐个人的努力，但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的大力支持也功不可没。在一些法国影视作品中，一些当年参加抵抗运动的法国人在接头时常常会拿着两根钓鱼竿作为接头暗号，在此，法语中“两根鱼竿”deux gaule(s)恰恰是戴高乐名字发音的谐音。

合作还是抵抗：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在戴高乐领导的一系列海外抵抗活动发展壮大的同时，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也在极困难的条件下逐渐得到发展。德国占领时期，普通法国人的基本状况是既不积极反抗，也不主动合作，随波逐流、苟且偷生者居多。德国占领巴黎期间，法国人照样去塞纳河游泳，老人照样去卢森堡公园消磨时光。一如大多数同胞，法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也面临着“抵抗”还是“合作”的选择。更有甚者，这一选择不仅决定了他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而且亦决定了他们当时和后来的命运。

当时一些法国知识分子选择为维希政权效劳，甚至直接为德国当局效劳，进行所谓“合作”。吕教授认为，对于这些“合作”并不能一概而论，而且每个人选择的出发点都各不相同。不过，有一点可以说是共同的，即或多或少对第三共和国或社会现实感到不满，力求改变现状。其中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例如“法兰西行动”的首领莫拉斯，他曾经认为只有君主制才能制止法国的衰落，拯救法兰西。此人在19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爆发时就已很活跃，他所创建的法兰西行动组织及其报刊《法兰西行动报》在当时的法国影响甚大，而且，他还很善于拉拢一些有能量的人，使其成为自己的追随者。早年的追随者中便有被称为巴黎“最擅长骂街的笔杆子”——莱昂•都德，也就是《最后一课》作者阿尔丰斯•都德的儿子。还有一位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撒旦的阳光下》的作者贝尔纳诺。

法国知识分子在二战中如何选择

吕教授特别强调，在维希政权统治时期，法国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从二三十年代时较多地欣赏、仿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变为此时更多地欣赏和仿效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一些人极为欣赏纳粹德国集权体制的高效和德国（男）人尤其是军人的阳刚之气，并以此反衬法国的衰败和阴柔。

德国人奥托•阿贝茨在拉拢法国文人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经常组织法国知识分子在德国进行访问，还安排法国一些作家在德国出书，拿高额版税。此外，在德国占领军和维希政权的支持下，法国的右翼知识分子再次掀起了反犹排犹的恶浪。其中，曾以《在漫漫长夜中的漫游》蜚声文坛的塞利纳表现尤其突出。

与“合作”的知识分子相对，有一批选择“抵抗”的知识分子，或拿枪，或拿笔，积极投身抵抗运动。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两大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他在二战爆发之前就在巴黎大学执掌经济史的教鞭，二战爆发之后尽管年事已高，依然积极参加游击队。不幸的是，二战快结束时，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并杀害。而雷蒙•阿隆和加缪当时则分别参编《自由法国》和《战斗报》。

还有一小批后来投身于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在维希政权上台之初却对其寄予厚望，并因此成为贝当鼓吹的“民族革命”的推动者。他们在战争初期与后期的表现可谓判若两人。这类知识分子以著名的《精神》杂志主编艾玛纽埃尔•穆尼埃为代表。他还力图把维希政权用来培养精英的干部学校——于里阿格学校办成抵抗运动骨干的培训基地。

在1940-1941年间，还有一批法国知识分子选择离开沦陷的法国，走上流亡之路。其中有以布勒东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作家群体、社会学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著名天主教思想家雅克•马利坦、著名作家圣琼•佩斯等。

二战结束后，这些知识分子面临着不同的命运。在这一过程中，法国知识界对清洗附敌分子，特别是附敌知识分子的态度颇为引人注目。就全国而言，当时“很多地区笼罩着恐怖气氛。处处发生检举揭发事件，清洗进行得仓促而无节制。胡乱捕杀的案例难以估量，内政部宣称处决了约一万人，其他方面估计为二万到十万人。共和国专员好像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官，巴黎政府对他们没有什么权威，也不了解真实情况。此外，不能把清算一概归结为政治原因，清算中往往夹带着个人恩怨或家庭和家乡的积怨宿恨，无论共产党员负责人或戴高乐派都难以制止这种做法”。（米盖尔：《法国史》）由于法国不少右翼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开投靠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知识分子在二战期间或为维希摇旗呐喊，或公然充当德国占领军的帮凶，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给法国知识界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即如何处理知识界中的败类——附敌知识分子。

1944年9月9日，《法国文学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由60多位知识分子签名的《法国作家宣言》，要求“正确处罚骗子和叛徒”。一周后，该报在第5版刊登了一份作者名单，同时宣称全国作家委员会的成员们不想与列入该名单者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职业往来。其中写道：“无论哪一家报刊，如果发表了由某一位态度或文字在沦陷期间曾给压迫者以道义或物质支持的作家署名的作品，我们将拒绝与这些报刊或出版社合作。”不过，围绕着确立清洗对象与如何清洗，全国作家委员会内部也充满了激烈的争论与斗争。

吕教授指出，战后，曾经在二战期间选择“抵抗”的知识分子利用战争时期的表现而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但实际上，他们当中某些人的“抵抗”功绩存在一部分夸大的成分，并未到达他们自己所宣称的地步。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对自己当年的一些不光彩行为极力回避。萨特等就是突出的例子，尽管萨特在二战期间参与抵抗的作为实际很有限，但他及其追随者充分地利用了他的相关表现。

法国知识分子在二战中如何选择

与此同时，选择“合作”的知识分子则因此程度不等地受到惩处。其中一个突出例子就是很有才华的文学家罗贝尔•布拉齐拉克，他于1944年9月15日被捕。尽管在审讯时有莫里亚克、瓦莱里、克洛岱尔等著名作家写信证明其有突出的文学才华，法庭仍宣布此犯有通敌罪，并且没有可以减刑的情节，依法判处枪决。判决之后，莫里亚克为首的63名作家、艺术家吁请戴高乐看在布拉齐拉克的父亲一战中为国捐躯的份上，免其一死，但这位虽极富文学才华却劣迹斑斑的作家，还是在1945年2月6日被处决。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附敌知识分子的态度逐渐缓和了下来，一些与布拉齐拉克的行径差不多者因此得以逃脱同样严厉的惩罚。

吕教授在回顾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清洗运动时认为，这场运动在法国知识分子史上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因为正是由于大批曾为维希政权乃至纳粹德国效劳的知识分子受到清洗与镇压，法国右翼知识分子元气大伤，这又导致法国知识界左右两翼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迎来其“辉煌的三十年”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