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

晶报  （作者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国史博士候选人）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

[法]阿莱特·茹阿纳 著；梁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阿莱特•茹阿纳女士是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法国近代史荣休教授，她的两本专著《社会等级：16世纪法国的等级与神话》和《反叛的责任：法国贵族与近代国家的孕育（1559-1661）》奠定了她在法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书，是茹阿纳教授受法国伽利玛尔出版社邀请，为系列丛书“缔造法国的三十天”特别撰写的。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欧美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先后荣获法兰西学术院第八届基佐奖和美国历史学会2014年J•拉塞尔•梅杰奖。同时，此书还以生动的叙事和精彩的分析赢得了欧美大众读者的喜爱，堪称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身的佳作。

一场针对新教徒的血腥屠杀

2014年初，我的导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罗贝尔•德西蒙先生在法国著名的《年鉴》杂志上为阿莱特•茹阿纳教授的新书《绝对权力：王权政治想象的诞生》撰写了书评。2015年初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这是她的第一本中译著作。

圣巴托罗缪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天主教徒将每年8月24日定为献给他的节日。然而在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日，巴黎狂热的天主教徒突然发动了一场针对新教徒的血腥屠杀。

按照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的说法，这场屠杀既非仅限于巴黎，也并非只持续了一天。实际上，屠杀一直持续到当年十月，并蔓延到整个法国。在巴黎至少造成三千人死亡，而外省死亡人数则超过一万人。大屠杀对法国历史，甚至整个欧洲历史走向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法国历史中一直被讨论和关注的课题。二十世纪以降，虽然欧洲的宗教狂热已经成为尘封的往事，但世界各地因宗教信仰而屠杀平民的惨剧促使更多的历史学家带着现实关怀，从多角度重新研究此事件。

茹阿纳教授在副标题中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定性为“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这正是当今欧美主流史学界对于此事性质的共识。因为，当时法国国家权力的代表查理九世及美第奇皇太后对此惨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为何称这场屠杀为谜团呢？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从婚礼到屠杀的戏剧性变化可谓一大“谜团”。屠杀发生一周前，信奉新教的嫡亲王亨利•德•纳瓦尔和信奉天主教的王妹玛格丽特公主在巴黎举行婚礼。这场婚礼充斥着“令人目眩神迷的舞会和宴饮”，“奢华又包含寓意的装饰与华服”，“悦耳动听的歌声与诗朗诵”以及“各种巧夺天工让人眼花缭乱的装置”。这是一场庆祝两种信仰在王国内和谐并存的盛大典礼，巴黎因此被装扮成了一个神话的世界。然而，仅一周后，巴黎就变成了地狱，“潮湿异常的街巷中闪烁的不是雨水，而是鲜血，塞纳河河水都被鲜血染红，尸臭扑鼻，空气中回荡着被割喉者的呻吟声，杀人者的呼喝声和火枪开火的声音。”巴黎何以在短短数日内从宴饮的天堂堕入悲惨的地狱？历史学家急于寻找答案。然而，官方档案的沉默让历史学家们失望了，就连巴黎高等法院也对此事未置一词。那么私人记录是否能提供一些线索呢？由于大屠杀爆发的突然性，私人记录不但不够全面，而且往往相互矛盾，充斥着不同教派的偏见。因此，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历史经过变得扑朔迷离，成为了研究的第二大谜团。

大屠杀是城市精英的极端举动

面对两大谜团的挑战，当今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谁该为从婚礼到大屠杀的戏剧性转变负责？这个问题众说纷纭，目前没有一致的意见。以法国史家雅尼亚•加里松为代表的传统史家认为，发动屠杀的是宫廷里的“意大利人”，即美第奇皇太后和她宠幸的意大利裔贵族。而德尼•克鲁泽认为，查理九世出于对新教徒暴动的恐惧亲自发动了屠杀。而让•路易•布尔荣则把责任归于受到巴黎天主教徒支持的吉

斯公爵，因为正是他领导的天主教贵族集团迫使国王下达了处决的命令。此外，还有王弟安茹公爵说和西班牙阴谋说，这些不同的结论都是政治史路径得出的成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法国年鉴学派心态史研究的兴起，从方法和史料上为大屠杀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以罗贝尔•德西蒙和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迪尔芬多夫为代表。他们不再纠结于王国上层的责任，因此避开了官方史料的不足。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执行屠杀的巴黎市民，特别是民兵队长和区长等城市精英在大屠杀前后的表现。他们认为，宗教改革导致了从中世纪以来受到天主教仪式影响的城市共同体内部出现断裂，而大屠杀是城市精英重新建构城市共同体的极端举动，重新强调大屠杀中宗教因素和集体心态的作用。

阿莱特•茹阿纳大体上采取政治史研究方法，但同时综合了心态史最新研究成果。针对法国官方档案资料的不足，茹阿纳系统地解读了至今使用不多的西班牙外交档案，不仅如此，为了平衡西班牙的天主教视角，她还参考了《英国国务档案汇编》和日内瓦图书馆等新教国家档案，用多国档案弥补了法国官方档案的不足。

解除了材料的困境后，阿莱特•茹阿纳尝试回答了从婚礼到屠杀的戏剧性变化。茹阿纳首先向读者展现了1570年的和平协议至1572年王家婚礼的两年历史。她指出，1570年的和解是非常脆弱的，实际上，法国内战早已不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信仰之争，它涉及国王和大贵族的博弈以及大贵族间的权势斗争。法国内战还和欧洲宗教战争紧密相连，天主教徒背后是西班牙和罗马教宗，而新教徒背后则是英国和为独立奋战的尼德兰。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年轻的国王查理九世履薄临深，勉力维持和平，而1572年的婚礼就是促进和解的重要手段。在这里作者运用出色的心理描写突出各方互不信任，难以遗忘伤害的心态。

大屠杀的四个阶段

接下来作者开始分析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本身，并将其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王家婚礼，为了参加婚礼，外省的新教徒及其首领科里尼赶赴巴黎，共迎盛典。富丽堂皇的婚礼反而加剧了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敌视和担忧，为大屠杀埋下了伏笔。第二阶段就是8月22日晚上的行刺科里尼元帅未遂事件，正是这次刺杀使事态发展急转直下。作者基于贵族史研究经验，创造性地指出，这次刺杀是天主教贵族领袖吉斯公爵支持下的家族仇杀。这次刺杀固然带有宗教分歧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当时法国贵族家族间好勇斗狠，相互仇杀的继续。凶手的目标不仅是诛杀科里尼一人，还要破坏两大教派来之不易的和平。果然，8月23日，查理九世下令处决包括科里尼在内的新教徒首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由此进入第三阶段。处决科里尼等人在查理九世看来是一次“外科切除手术”，因为国王认定，科里尼为代表的新教徒质疑了王权主持正义的能力，对王室的安全构成了威胁。鉴于事态紧急，国王绕过司法手续直接处决了他们。

国王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外科手术”在巴黎狂热的天主教信徒看来是对新教徒展开大屠杀的信号，国王开始履行上帝赋予的消灭异端的使命了，这是每位国王在兰斯大教堂加冕时所庄严承诺的义务。巴黎民众决心帮助国王彻底洗涤巴黎城内“异端的脏污”。8月24日巴黎市民针对新教徒平民发动的大屠杀标志着大屠杀进入第四阶段。作者认为，国王以和谐与和平为至高利益处理宗教矛盾，而大众却将国王现实的政治措施上升到了上帝的使命，双方在政治文化上的鸿沟也许是和解政策最后发展到全面骚乱的重要原因。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激化了宗教矛盾，同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对大屠杀的宗教解读对王权产生了新的威胁，于是国王开展了一系列 “危机公关”。查理九世雇佣作家为自己出书辩解，并派出外交官在新教盟国君主面前为自己辩护。查理九世强调，大屠杀前巴黎新教领袖准备发动危害王权的政变，国王是依据叛乱而并非异端的罪名惩罚他们的，而巴黎天主教徒的全面屠杀则是对国王命令的误解。国王在宣传中一方面严格区分了异端和叛乱两种情形，区别信徒和臣民两种身份，这实质上再次确认了宗教宽容的政策；另一面强调王权的神圣性，王权是上帝在尘世唯一的代表，不受普通法的束缚，为了维护王国的秩序，国王有权在紧急情形下不经审判直接处决叛乱的臣民。作者指出，法国绝对主义王权理念就是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后王家的宣传和辩护中逐渐发展起来。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作为导致王权蜕变的重大事件，是缔造法国近代历史的基石之一。

总之，《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一书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一次残忍的宗教暴力，透过事件本身，我们可以理解法国为何不是一个新教国家，作为欧洲标杆的近代法国绝对主义王权是怎样在宗教仇恨的环境下意外诞生的。而关于大屠杀的回忆和纪念不仅在欧洲缔造了一个世俗的，反教权的法国，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不要将宗教差异和暴乱混为一谈，不要将对“他者”的恐惧和焦虑酿成新的惨剧，这一点在团体暴力沉渣泛起的今天并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