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治安为何差到华人上街游行？

FT中文网   作者：陈振铎

在仍旧处于全境战时紧急状态法国，8月9日，离总统府10公里外的巴黎北郊市镇奥拜赫维利耶（Aubervilliers）市中心，法国华人张朝林在回家的路上，被三名阿拉伯和北非裔小偷尾随并暴力抢劫，三天后不治身亡。此事最终引发8月21日近两千华人在巴黎街头举行的“反暴力、要安全”的游行，把积郁多年、针对性较强、主要由穆斯林犯罪团伙导致的巴黎治安问题推到新高度。奥市市长公开承认，这起抢劫是具有种族色彩的暴力事件。

历史、现实与罪的想象

奥拜赫维利耶地区的兴衰史也是法国二战后经济发展和移民问题的缩影。作为法国19世纪末就开始作为工业地区开发的市镇，奥市曾以工业明星市镇享誉当时的欧洲。二战后还经历了黄金30年。作为法国共产党治理的地方市镇，奥市也一直实行具有人道精神的欢迎客工与移民的政策，1960-1970年代其住房政策也相当激进，导致目前整个市镇42.2%的住宅属于公租房。

但该市镇产业最终转移到国外，原本从非洲法属殖民地招来的客工，却由于法国政府在1960年代实施的欢迎政策，最终在这块土地生根发芽，留了下来，近年来又由于法国经济衰落、福利与移民政策的失败，演化为目前的法国郊区问题。小偷和抢劫犯导致治安问题只是该问题的一小环。

西欧人对小偷的认识和中国人并不同。19世纪末法国在工业化后成为世界强国时，巴黎成为世界移民、富人的天堂，当时小偷就已经和巴黎香水一样盛名远扬。若对比西方人对“小偷”的宽容，文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欧洲作家们把吉普赛小偷视为一种文学的“集体想象物”。这种文学想象使得欧洲对小偷的容忍度相对较高，中国文化里对小偷“罪”的拷问，在他们的社会中会轻很多。

从很多遭遇小偷的故事来看，巴黎小偷一直以来并不是以偷的技术高而是以“凶”闻名，偷得理直气壮，被发现时反应也是理直气壮。这与十年前我第一次在杭州遭遇中国小偷的情况截然相反。那个小偷技术很高，在人群中用顾客做掩护，用镊子夹我袋子里的手机。可惜小偷没眼光，夹起的是一个行价500元不到、黑莓最老款之一的RIM6710翻新机，笨重又圆滑的手机使他在使力时大感意外，被我发现了。在我瞪他时，他用一丝内疚的眼神亮出小刀，没过几秒，看我还是瞪着时，终于仓皇而逃。

针对中国人的偷抢增多

根据我近年的印象，巴黎小偷中偷游客的通常以吉普赛人为主，一般是妇女和儿童出手，男人在集中点等待接应。阿拉伯裔则是半偷半抢，以阿拉伯裔为首的小偷后面，一般会有几个看去挺善良、无辜的非洲裔年轻人。

巴黎小偷和中国人较上劲，还是近年的事情。如果说奥拜赫维利耶是一个点，那它像更像一个圆心，以它为焦点向四周辐射开的巴黎东部和北部地区，已经成为偷窃、抢劫、毒品、青少年犯罪的“天堂”。处于该圆圈内的机场高速、酒店、大巴和铁路，都已成为犯罪分子的乐园和中国游客的梦魇。从2010年全国人大一高级官员在机场高速被抢，到日前几乎每周都有社交媒体报道的华人被偷、抢的新闻，吕克贝松早年描述该区的电影《暴力13区》的想象镜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

根据《巴黎人报》的数据，仅仅在今年上半年，该市有据可查的遭受暴力抢劫的华人人数就从2015年的35次上升到105次。所有抢劫事件中，专门针对华人的比例从去年的7%上升到了16%。根据报道和社交媒体反映，在旅游高峰期，几乎每天就有游客在申报。

除了中国近年经济发展迅速、出国游的百姓爱带现金、自以为在发达国家防范意识不强、不爱报案等原因，当地华人反映的北非与南部非洲裔小偷、抢劫犯有目标性的抢劫，也是重要因素。以我自己刚刚在巴黎和阿拉伯裔小偷的第二次遭遇为例，可以对此窥视一番。

亲身“体验”法国治安

我一向自认为不太会遭小偷，因为一方面“屌丝级”的气质和家当，自认为走在路上肯定是最后一个被小偷瞄上的人，另一方面平时社会新闻看多了形成经验，比如大包里用各种小包分头安置随身物品。这让我对不会遭遇小偷有相当的自信。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两年前秋冬之交，在巴黎，一次狂欢节散去后的凌晨，回到四圈外的郊区，下地铁站，第一次遭遇两个不太像阿拉伯裔的小偷。两人在下通勤火车后，带着微醺，往我身上靠，要跟我玩游戏，我还以为是喝多玩开心的路人。这次对小偷的感受是：技术差，无聊，竟然用“中国功夫”这套耍我。

第二次是刚过去的8月24日，晚上10点多钟。我刚回巴黎，地面上是38摄氏度的热天，地铁里则“冰火两重天”，这种温差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舒适感，让人在地铁放松警惕。尤其是当时看完《谍影重重5》，我一边拿着手机记录对电影的思考，一边在巴黎最繁华最大的夏特雷地铁站换乘。看到有人对着正在改造的墙面艺术创作拍照时，我也停了下来拍照，流连忘返。

过了几秒钟，感到背后有人碰到我包，这时一个阿拉伯裔人从左手边穿过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骂骂咧咧，我还以为我挡了他的道，还说了声对不起。只是看到他和装修工人打了个照面，这稍微让我有点奇怪。我继续往前走，又沉浸到码字的乐趣中去了。一直到了站台边时，我才感到背后有人在动手，这时才发现刚才那个人在我身后。看到自己包外层的两个小包掉在地上了，我才自然警觉：是小偷！

他跑到了地铁上，我一边检查内层钱包是否被偷，一边迅速跟了上去，跟他吵了起来。在车厢关门最后一刻时，他又溜了出去，边上的乘客看着我，问我有没事，我仔细检查后，没有意识到东西被偷，还说没事。过了一站后，在想为何他逃出去后和刚下台阶的流浪汉轻松招呼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放在外层的护照被偷了。

我又等了几分钟，一边想怎么应对，一边回到地铁站。首先要找警察，但地铁没什么信号，手机也快没电了。我费了一番周折，才在地面出口处找到了一个派出所，大门紧锁，里面一个年轻警察在发呆，按了几次门铃没听见，摇铁门时才意识到我在门外，旁边办公室一个中年警察开了门。我简单说了情况，他说：“这里下班了，没法接案，现在报案的话，要去14号金字塔站。”我心里想：“那很远。”“那地铁里怎么没有警察？”“可能有，只是你没看见。”“那我护照怎么办？难道地铁里没有摄像头吗？我记得小偷的脸。”“两个事，要么你现在去我跟你说的地方报案，明天再来我们这看摄像识别，要么明天再到我们这报案和识别。然后你再去你们中国大使馆换护照，记住，9点以后才上班哦！”他一边说，一边写了金字塔站附近派出所的地址和电话，程序熟练得很。

我默默回到地铁站，在地铁里扫扫人群，看看会不会再出现小偷的身影，也在可能拍到小偷的地方，看摄像头位置和编号。这时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盲肠小道一样的地铁通道里，盲点也非常多，我记下了八个可能找到记录的摄像头。

我还研究了小偷可能逃的路线和出口，并想象当他发现偷的是一个护照时，会不会扔在垃圾桶了，所以翻了各个垃圾桶。我也问了他遇到的流浪汉，也是阿拉伯裔面孔的流浪汉笑着说不认识，让我去报案。装修工人有两拨人，对一拨人，我用法语说了简单的情况，问他们认识小偷吗？“Oui（是的）” ，然后继续干活不理我，等了半分钟后我问旁边的人，才告诉我，他们不懂我说啥。我再问另外一拨和小偷直接遭遇的人：“你们说法语吗？”“不会。”我用了英语，他们才说不认识。

第二天我重新回到管辖夏特雷地铁站区域的派出所，外面一名全副武装的非洲裔警察在看门。经过并不严格的安检后，我走进50平米的办公间，和值班警察简单陈述了情况后，另一名当班负责人模样的警察让我坐在旁边等。这时我瞄了一眼办公室，这不是一个全功能的警察局，一个公共等候室以及一个值班室，少量的柜子，以西班牙、亚洲等分类，标识了存档文件。两间六平方左右的笔录室，其中一个是空空的，另一间一名警察在做笔录。在我前面的是一名来巴黎游玩的韩国年轻女生，在不断小声啜泣，原来刚在附近被抢包，等了一个小时了，还没轮到做笔录。

等轮到我时，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这期间，两拨巡逻警察和一拨便衣警察回办公室休息。警察显然已经熟悉了这种偷窃案的所有流程，做笔录的速度非常快。当我提出要看监控摄像的请求时，他告诉我，他们会和地铁公司联系查的。我问：“作为巴黎最大、人流最密集的地铁站，而且还是在紧急状态下。为何没有看到有多少警察呢？ ”“啊！我也不知道。”当班和做笔录的警察客气地轻描淡写，也让我放弃了继续追问的念头。

“问题环”与官僚主义的角色

考察法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并从个人经验角度的观察来看，法国治安问题的恶化可以理解为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穆斯林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引发的法国国内穆斯林移民族群和城市治理问题的一个“问题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溢出的华人族群问题，以及法国警察体制问题，成为这个问题环的变量因素。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为什么华人社会少有恐怖袭击？》一文中，把第一个原因归结为中国官僚统治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精细控制。对此我并不认同，法国作为官僚主义控制同样非常严密的地方，恐怖主义，以及本文谈到治安问题依然很严重。官僚主义只是充当了一个次要的变量因素，并且官僚主义导致的后果并不如丁学良所言是正面的。警察体制的官僚主义，导致了对暴力的控制缺乏，惩罚和矫正机制不够，又导致了对正义弥补的不足。

因为法律弥补机制的不足，小偷们的越轨和犯罪行为很难得到有效惩罚，而各种法律和公民团体还在不断呼吁保护犯罪和越轨人员的人权，使得一些违法者更加有恃无恐。社会治安和族群问题，又与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合流。

在华人于8月21日发动了第一次大游行后，之前各华人团体呼吁多年的在奥拜赫维利耶市增加警力、在街头多安装摄像头的两条建议，终于得到了迅速落实。法国主流媒体一直不愿意关注的华人遭受穆斯林犯罪团体暴力的问题，也得到了呼应。这让人不得不承认，靠人民运动和革命起家的共和国官僚体制，也只有在人民运动面前才能保持更高效的运转。

上面的这些问题，和法国整体失业率屡升不降的现实结合在一起，成为郊区很多二代移民游手好闲、滋生犯罪的主要原因。在这么严峻的现实下，巴黎中心的地铁站里，一点不懂法语的客工在安装法国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两幅图景下的独特社会逻辑，或许是理解法国治安不断恶化、华人要上街的好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