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地亚:善讲品牌故事
卡地亚家族在19世纪中叶本是闻名遐迩的法国珠宝金银首饰制造商。路易·卡地亚是当时颇受皇室权贵赏识的金饰工艺家。公司成立后的第47年,即1888年,卡地亚尝试在镶嵌钻石的黄金(1131.60,-1.50,-0.13%)手镯上装上机械女装表。1904年,其专为老朋友山度士(SANTOS)制造的金表一炮打响。从此卡地亚手表一直是上流社会的宠物,历久不衰。
渗透经营打开地域限制
顶级钟表,各怀神功,有的问鼎精准技术,研发出三问、陀飞轮、万年历等复杂功能腕表;有的诉诸历史传承,将代代相传作为情感诉求,以二级市场价格为保证。但唯独卡地亚塑造了这样一种意识:上流社会成员都要拥有卡地亚,在其产品与上流社会之间设立一种精妙的联系。
作为历峰旗下的头牌,卡地亚深谙历峰的渗透经营之道。在上世纪80-90年代香烟消费盛极一时之际,历峰通过充分挖掘香烟和奢侈品之间的关系,进行二者之间的渗透经营,让旗下主营珠宝的卡地亚和主营男装的登喜路同时也经营烟草,获得极大成功。同样地,卡地亚在珠宝与腕表之间的渗透经营也异常出色,凭借珠宝成为皇室供应商,向卡地亚注入“等同于上流社会”的品牌基因,再将品牌基因扩及至腕表等其他产品。
卡地亚的腕表甚至都不是100%自有机芯,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其文化营销手法充分展示其历久弥新的传统,不断地新瓶装旧酒,透过创意迭出的设计紧跟时代步伐。几乎在每一次社会风潮中都抓住机遇,踩对步调,巧妙融合当时盛极一时的社会风尚。
文化营销
有着163年历史的卡地亚,从1847年至1939年,尤其是在1904-1939年的35年内,卡地亚先后征服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法国、暹罗、塞尔维亚、比利时、埃及、阿尔巴尼亚国王(表8),成为欧洲皇室的官方精品供应商,确立了其品牌的皇室血统。哪里有皇权,哪里就有卡地亚的身影。这为卡地亚日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使其成为上流社会的代名词。
二战中,君主制度纷纷被打破,民主制度兴起,卡地亚的营销也相应发生转变,从皇室御用供应商脱胎,迎合国民运动。如1940年,戴高乐将军于伦敦发起“自由法国(Free France)”运动,而卡地亚即是其背后的资助商,甚至部分演说的撰稿地点就在其总部办公室。1942年,卡地亚更进一步创作“囚鸟”系列产品象征占领时期,并于1944年创作“释放囚鸟”系列产品,庆祝法国大解放。
上世纪70年代前后,根据美国税法的税收优惠,投至电影摄制的资金可提前折旧,作为报税时的预扣金额。由此,大量产业资金涌进电影业。卡地亚抓住机遇,大力开展电影营销。其首次亮相,是在1950年,好莱坞传奇女演员葛萝莉亚·史璜生(Gloria Swanson)在电影《落大道》中配戴的卡地亚钻石与白水晶搭配的手链。1953年,玛丽莲·梦露在电影版的《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中高唱“卡地亚”。1968年,墨西哥女演员 María Félix 委任卡地亚创造蛇造型的钻石项链。1969年,卡地亚取得一颗重达 69.42 卡拉的梨形钻石,并卖给了李察·波顿(Richard Burton),而其随后将钻石赠予伊莉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这颗知名的卡地亚钻石因此更名为“Taylor-Burton”。1973年,卡地亚将其重要装饰艺术风格珠宝出借给电影《大亨小传》的拍摄。
把握历史脉络,并及时针对当时的主流风尚进行营销,卡地亚无疑深谙个中奥妙。卡地亚通过频繁举办历史回顾展,唤起消费者对其过去辉煌的记忆(表9)。1975年开始,在全球巡回举办17场大型展出,而一场名为“1900年至1939年卡地亚的艺术”的展览先后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不断重现卡地亚的皇室血统。
针对不断兴起的女性消费,卡地亚也有所行动。2005年卡地亚成为女性论坛的会员,给予女性支持。2006年,卡地亚在女性论坛中特别颁奖表扬女性企业家。
同时,为迎合新的社会风潮和消费需求,卡地亚不断丰富产品线。经过上百年的品牌教育,其产品线早已从珠宝扩及至腕表、眼镜等配饰,其文化和历史内涵也自然在不同的产品领域得以延伸。这一策略完全不同于百达翡丽、劳力士、芝柏等专注于腕表的品牌,也令其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市场大获全胜。截至2009年3月的财年数据显示,卡地亚连同梵克雅宝,给历峰集团带来27.6亿欧元的营业收入。在中国市场,正是凭借渗透经营策略,卡地亚已顺利进入34个城市的69个零售终端,对东北、北京和上海市场的依赖度降低至45%,中国资本圈对其品牌的认知度和推崇度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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