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麟观察：法国大选与“民主之奥秘”

欧洲时报: 郑若麟大选专栏“若麟观察”

在总统大选逐渐迈向高潮时，一般而言，作为主要对手的候选人往往在第一轮投票结束之前，是不大会碰面的。因为从心理上来说，这种会面冲击甚大。在媒体的严密“监视”下，无论候选人们说一句多么无聊的话、做一个多么微小的动作，都会被媒体一一放大、百般诠释，最后终会“无事生非”，形成对候选人的某种不利影响。1995年希拉克与巴拉迪尔、2002年若斯潘与勒庞、2007年萨科奇与罗亚尔，都没有逃脱这一规律。然而今年大选的两名最主要的竞争者，现任总统萨科奇和左翼反对党候选人奥朗德，却在2月8日那天见了面、握了手、说了话，而且这一非常规之举却并没有被政治学家和记者们视之为“人咬狗”的新闻。关键在于萨、奥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见面的；而这一特殊的场合之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萨、奥见面本身的新闻性。这就是“犹太人协会代表理事会”（Crif）的年度晚宴。
 
这一晚宴是法国最重要的政治（以及宗教—传媒—艺术）活动场所之一。在平时没有大选的年份，法国政治家们也很少错过，几乎主要政党的大员都会出席，大部分政府成员也会到场。今年亦有上千各种不同政治倾向和派别的嘉宾应邀出席。其中就包括正在为下一任总统大选而在进行着殊死竞争的现任总统萨科奇和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奥朗德。犹太人作为一个重要的少数裔族社团，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这一晚宴上，左右翼各种不同政治流派的大员聚集一堂，令人叹为观止。仅总统候选人就包括前总理德维尔潘、前法共总书记罗贝尔·于等。
 
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各种形式、规模和性质的晚宴，往往会起着一些人们所看不到的重要作用。这些形形色色的晚宴，透露出法国社会形态的实质，往往显现的是从理论书上看不到的民主的奥秘。趁萨科奇要到本周末才会宣布参选的“空闲”期间，今天我要从大选的话题生发开去，来介绍另外一些对法国政治起到重要作用的各种晚宴。这些晚宴反映了今天法国政权结构的实质，对我们理解总统大选颇有裨益。
 
在法国，如果一位相识请你在饭店共进午餐的话，说明他认为你是一位事业上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或者认为你是一位精神上“交流聊天”能使之有所收益的谈话对象，或更简单，他在某事上有求于你。当他邀请你赴家宴，这证明他可能认为你够格介绍给饭桌上的其他朋友。某些巴黎上流社会著名的家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名人、富人、俗人均趋之若鹜。如果你也被邀，你这才算进入了这个朋友的社交圈子。法国一些重要历史，有时也就是在这些家宴中书写的。如法国现任总统萨科奇与第一夫人卡尔拉·布鲁妮，就是在雅克·赛盖拉府上的晚宴首次相遇。
 
雅克·赛盖拉曾在《法兰西晚报》当过记者，后来还曾担任《巴黎竞赛画报》总编。八十年代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广告公司的大老板。他曾是法国社会党前总统密特朗1981年成功当选总统时主管其公众形象的负责人之一。当时密特朗著名的竞选口号“平静的力量”就是他提出来的。到了2007年大选时，自称左翼的赛盖拉先是支持社会党的罗亚尔，后来却转而投票萨科奇，所以他被称为“全巴黎的朋友”。他曾有一句“名言”：一个男人到50岁还没有一只劳力士手表的话，他的一生算是白过了。一句话，得罪了大多数下层法国人。当然，他才不在乎呢……
 
赛盖拉于2007年11月周三的一天，将总统萨科奇和歌星卡尔拉·布鲁妮等人请到家中，并安排两人坐在一起。晚上了发生了很多事。赛盖拉后来在他写的一本书《未经许可的自传》中对此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其中有些“镜头”已经成为法国历史学家们研究“萨科奇时代”的宝贵资料。第一个进门的卡尔拉将平时爱穿的高跟鞋换成了平底鞋，由此可窥卡尔拉心有多细。而最后一个到来的是萨科奇，手里还拿着手机。他刚刚坐下，手机就响了。“是情人电话吗？”卡尔拉开玩笑问；“不是，是正经事儿。”总统回答，“工会领袖贝尔纳·蒂波的电话。”席间，萨科奇还对歌星说：“其实我们做的是同一种职业：用语言来吸引公众。你是通过你的歌，而我则是我的演讲。”另外一位著名记者、法国三大新闻周刊之一《观点》杂志的老板、记者弗朗—奥利维·吉斯布尔在他发表的新书《总统先生》中也提到这次家宴：卡尔拉在献唱一首“人人都是奇特的”之后，萨科奇凑近卡尔拉的耳边悄悄地说：“卡尔拉，你（赛盖拉称两位未来的总统夫妇从一开始就以‘你’相称呼）敢不敢当着众人的面亲我的嘴？”……
 
在法国上流社会的家宴中，有一角色往往不可或缺：一位法兰西院士，或一位著名文人。在这次未来新第一家庭相遇的晚宴上也同样，哲学家吕克·费利扮演了这个角色。这真是令人深省的一幕！要是萨科奇如拿破仑一样有一位御用画家大卫的话，这绝对是一幅“家宴”的杰作。因为这一家宴，恰恰是今日法国社会统治阶层的一个缩影。
 
从表面上看，总统扮演的是中心角色。这也没错，因为他是在台前。然而在民主体制，总统是靠选民的选票才能上台。而选举需要两大法宝：金钱和舆论。赛盖拉和吕克·费利就扮演着这个提供金钱与舆论的角色。事实也的确如此。西方民主国家的统治模式都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实际上这种分权模式只是一种表面权力构架（如果仅仅是这种分权制衡的话，国家将会动荡不安。一些按法国模式建立起选举民主体制的非洲国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实际上西方国家的主要控制结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超稳定结构：由垄断金融资本财团（包括金融、军工、石油、医药、广告、化妆品等垄断财团，在法国，除了石油与核能是国有之外，其他基本上控制在私人手中）扮演着轴心作用。政权主要由民选精英组成。选举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金钱与媒体，则掌握在资本财团手中。因此，政治家需要财团和媒体的支持。当然反过来，政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能反制财团和媒体。比如密特朗时代，总统通过对媒体人士进行窃听、查税，对其施加压力；对资本财团则通过国有化、征税等手段进行制约。因此，治理法国的实际上是财团——政权——媒体这三大权力机构。这才是真正的三权分立，或更确切地说是“三权协力”，因为三者之间存在着磨擦与斗争，但总体上则更多的是相互提携与合作。
 
《世界报》记者、作家艾尔韦·冈普夫在他的新书《我们受够了寡头政治，民主万岁》中开宗明义地问：我们生活在专制社会中吗？不是。我们生活在民主体制里吗？也不是……他在新书中恰恰试图证明，法国民主体制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在上述资本财团、媒体和政权这“新三权分立”基础上，日益走向一种典型的“寡头政治”结构。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但这一晚宴还只是促成了萨科奇总统新家庭的诞生。真正对法国政治生活起到实质性作用的，是另外一些晚宴，其中包括鲜有人知的“世纪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