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法国还要“慢慢来”

东方早报   记者：石剑峰

上海出版代表团在启程前往巴黎图书沙龙之前，法国方面多次提出，“我们要作家，我们要文学作品。”大部分中国当代文学一线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法国都有翻译和出版，这让前往巴黎参加书展的中国作家也稍微松口气，至少在作家文学活动的现场，有他们的作品在书架上，有一些他们的读者来到活动现场。
 
独立出版社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是法国最为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出版机构之一，其中国文学丛书主编陈丰女士在书展现场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尽管中国文学在法国图书市场上还很小，但她对于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和推广感到满意，至少他们出版社的中国作家作品都能赚钱。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走出去，陈丰希望政府在资助时能精打细算，她最为看重的是对翻译和作家推广方面的资助，“不要老是想着做一个很大的项目，里面什么书都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挺负面的，适得其反。”
 
　　
 
Philippe Picquier出版最齐的是阎连科作品
 
上海是本届图书沙龙的主宾市，王安忆、毕飞宇等一批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的作者也会在图书沙龙上举办一系列活动，所以今年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在图书沙龙上的展位比往年更大更醒目。作家王安忆、毕飞宇、孙甘露、小白等作家的照片贴在展台四周，桌子上摆满了中国文学作品。“在法国，推介当代中国文学最大的出版社就是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陈丰向早报记者介绍，她本人就是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的主编。陈丰也是著名学者资中筠的女儿。2000年以来，陈丰一直在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工作，主要工作就是出版、推广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出版社，有时候被看做是中国文学走向欧洲的窗口，他们所选的中国作家、作品和文学质量都是得到认可的。所以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出版了一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后，英文版就会比较快地跟上。”
 
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成立于1986年，到现在已经快30年时间。这家独立出版社的创始人就是曾在法国出版圈工作了几十年的Philippe Picquier本人，在出版社成立最初，这个出版社主要侧重在日本、印度、韩国等亚洲文学，中国文学的出版起步比较晚一些。“最初，他们在中国文学出版方面也举步维艰，目前一线作家作品都有在他们那里出版，书目和作家队伍都是比较完整的，出得最齐的是阎连科的作品。”
 
而在2000年前，做了多年中国文学的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几乎打算放弃中国文学出版，“因为他们赔得要死。之前他们出的书，都依靠于汉学家，选的书虽然都很好，比如汪曾祺，但不一定是法国读者能接受的，所以即便是非常好的中国作家作品，也卖不动。”陈丰说。
 
陈丰从2000年开始为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工作，为了保住中国文学丛书，她首先给出版社推荐的一本书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出版三个月就买了2万册。“我给出版社找来这本书就是要为出版社赚钱的，但这不是我想做的书。但通过这次赚点钱，把中国文学项目维持下去。接着，我就做了毕飞宇的《青衣》，然后就一路严肃下去。”
 
　　
 
日本文学在法国持续推广100年未中断
 
在法国市场上，图书定价是中国的10倍，“一般来说，一本书能卖掉2000—3000册就能不赔了，卖掉3000册心里就踏实了，可以出平装口袋书，可以比较快地提高销量。3000册以下的书，我也不想做，我们觉得没意思，作家也觉得没意思。即便给资助，我们是不会赔钱了，但是书还是没有做起来，其实没有太大意义。”陈丰介绍，目前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的中国文学丛书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市场，在中国文学出版方面只赚不赔，这些书也都能进入主流发行渠道，能为普通法国读者所买到。“我们绝对有盈利，但不能指望都是大畅销书，比如王安忆《长恨歌》 能卖到15000册，已经算很不错的数字了。”目前，王安忆、毕飞宇、阎连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莫言、余华等其他一线中国作家也有作品在他们那里出版，“我们即将出版韩寒一本书《他的国》。”
 
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也有做中国年青一代作家的打算，“但我们能找到他们一本书，很难把他们整体地、持续性地、稳定地向法国读者推广。”陈丰说，“我们选的作家，一定要有后续性，一本本做。像毕飞宇，我们从《青衣》、《三姐妹》、《上海往事》、《平原》、《推拿》一步步开始做，现在是 《苏北少年“唐吉诃德”》。”毕飞宇在他们那里已经出了6本，王安忆出了7本，“这几位作家，几乎每年一本。欧洲对他们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他们的书，比如，我们出《青衣》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这本书。 阎连科的作品，我们最早出版的是《受活》，西方都不知道他是谁。”
 
但相比日本文学在法国的地位，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对法国读者还是相对新奇和陌生的，“我觉得两者没有可比性。日本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和推广，持续了100年没有中断。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只是这30年的事情，更确切地说，只是在2000年后，才真正持续地在法国出版。任何外力也无法让中国文学马上进入大众视野，还得慢慢来。”
 
　　
 
他们读文学不是政治
 
那些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法国读者从这些作品里读的是什么？“我认为，政治不是主要内容。我觉得还是文学本身的原因。法国对外国文学的关注算是比较好，法国读者的水平相对比较高，我们认为那些文学性太强不太可能卖得动的作品，比如《年月日》这样的小说，就能销到2万册，并进入中学课外读物推荐书单。所以对他们来说，不在于你写些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写。”陈丰说，“现在法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所以对中国文学也开始有兴趣，是普通人的兴趣，而不是专业汉学家学者的兴趣。中国文学在法国的处境和韩国文学状况差不多。”
 
在陈丰看来，法国读者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了解中国文学状况，中国文学的艺术性，“很多媒体在采访作家时，主要还是对文学技巧感兴趣，而不是意识形态。所以我选书的时候，也不能老是选批判现实的题材，法国读者也会觉得烦。比如法国读者比较喜欢阎连科，很多人误以为是因为他的政治，其实还是他的文学性，他跟加缪的关系等等。”所以，经过这些年的工作，“Philippe Picquier觉得，这几十年做得已经相当不错了。他比较满意。”
 
　　
 
资助中国出版要精打细算
 
在巴黎图书沙龙的中国文学活动上，中国作家的法文翻译也会来到现场。对于中国作家的外文翻译，文学研究者、作家本身和读者都有一些个人看法，比如葛浩文式的删改型翻译，一方面让莫言的作品离英语读者更近，一方面这些作品多大程度上属于莫言，这是可以讨论的。“法文翻译不会节选。译者也一定要母语是法语的人”陈丰说，“我们对翻译要求很高，阎连科的两部小说《受活》和《年月日》的法语译本都得了翻译奖。《长恨歌》的翻译也非常好，译者伊芙·安德鲁用了好几年完成。对于一个翻译作品，一旦第一本翻烂了，很多年都没有可能翻身，5年都不可能重版。”
 
小白的《租借》会在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最初找的是阎连科的译者，“他看了一眼就不愿意翻，因为这不是他的文学趣味里的作品，他宁可去翻译《炸裂志》。”陈丰说。 对于翻译，陈丰很希望目前中国政府对翻译的资助能持续下去。“现在有一点挺好，中国政府的一些资助，不是给出版社，而是资助翻译。但我觉得，做翻译资助，这不是给人家钱要求别人翻译什么，而是人家准备翻译什么作品，然后你给与资助。这样一个顺序不能颠倒。”
 
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出版走出去，在这些年成了口号和政绩。一些外文出版项目和资助项目层出不穷。文学走出去，政府愿意投钱资助，外部环境也开始关注中国，但就是在文学上，走出去，不是靠钱砸出来的。
 
“外国出版商也有不老实的，一定要严格审计，不能乱扔钱。”陈丰说，“不要老是想着做一个很大的项目，里面什么书都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挺负面的，反而适得其反。其实最好的还是扎扎实实做一本本书，一个个作家，把资助的每一笔钱都想好了怎么去花，这样反而能有好书‘走出去’，而不是有什么项目就给钱。精打细算每笔钱，反而更好。花钱的时候，跟对方出版人也要有共识。”
 
另外一方面，真正好的出版社，在陈丰看来，也是会谨慎对待政府资助，“如果给他钱出，他也不一定愿意出，怕把他们的书目破坏。比如我们出版社并不太着急接受资助，有他们自己的文学品位。”
 
陈丰还建议，除了资助翻译，还可以资助中国作家的推广，“假设王安忆、毕飞宇作品出版，你可以把钱资助在他们在法国的宣传上，比如资助他们到法国来做推广，这样做比较有意思。”
 
在中国文学和出版推广方面，也许重要的不是把钱直接投在出版环节，而是给翻译，给作家作品推广上予以资助。但在陈丰看来，文学和出版走出去，最重要的还是看这些翻译作品在出版后能否进入主流发行渠道，“能让普通读者看到这些书，否则意义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