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到上海 文化遗产与城市更新

2月19日，作为“现代城市进程：巴黎建筑展”系列讲座之一，“上海VS巴黎：文化遗产与城市更新”讲座在西岸美术馆举行。本讲座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合作，深入探讨法国20世纪的遗产保护和法国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士绅化运动与反思，以及上海前法租界的成型与发展。

“巴黎建筑：城市进程的见证（1948-2020）”是国内首个聚焦国际城市发展进程的特展。林荫大道、街角花园、高层公寓、滨水空间，同为一水两岸的城市，上海的历史风貌中投射着巴黎的影子。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邵甬以主题演讲和论坛的形式，带领观众从遗产保护的专业视角出发，走入巴黎与上海两座城市近百年城市发展历程。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卢永毅以《蓬皮杜中心的空间、结构与文化想象》为题，讲述了这一巴黎战后典型城市更新项目。1976年初，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落成开馆，作为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的殿堂，以机器般的“鲁莽”形象，永久地驻留在了历史名城的心脏之中。这个离经叛道的建筑方案是如何从600多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被采纳的？这其中包含了怎样的文化想象？又是如何结合了工程师的智慧建造而成的？卢永毅介绍，蓬皮杜艺术中心位于塞纳河右岸拥有大量文化遗留的历史街区，马路对面就是Le Marais（马莱）保护区，二战前，该地区被列为巴黎第一号不卫生街坊。糟糕的交通、卫生、居住条件引发了许多建筑师的思考，其中最著名的是1925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的勒·柯布西耶巴黎市中心改建规划方案，该方案提出要拆除大量旧建筑，被柯布西耶本人称作“大手术”式的改造。法国人并没有采用这种更新方式，经历了战后建设的繁荣时期，1960年代末，在“建设巴黎”和“毁灭巴黎”的纷争中，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宣布在巴黎建立一个艺术中心，在次年为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国际设计大赛中，意大利的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和英国的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George Rogers）脱颖而出。

“激进的外表之下，不仅体现两位年轻建筑师对形象的追求，更饱含空间的意义。不同于传统公共建筑形象，蓬皮杜艺术中心没有高高的台阶，敞开的底层与街道彼此交融，建筑师试图以最少的支撑让建筑成为‘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巨型框架’，一个‘灵活的容器’，以开放性的姿态传达文化不是精英专属这一理念。”

为人群共享是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理念，同时也是巴黎城市更新遵循的要义。城市中心的旧区改造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结构调整，巴黎政府的宗旨是维护社会结构的多样性，让各种阶层的市民都能享受精彩的城市生活。

邵甬以《平衡之道——法国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士绅化运动与反思》为题，讲述在对城市遗产保护的进程中，如何让城市遗产与城市中心成为不同阶层人群共享的案例。演讲开始，邵甬首先回溯到现代城市的第一轮更新——19世纪奥斯曼主导的巴黎大改造，奥斯曼的改造不仅展现在地面之上，如通过交通将景观串联，并且在每个区设立医院、教堂、歌剧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城市的基础设施，更体现在地面之下等看不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如让巴黎人引以为傲的下水道系统。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奥斯曼的改造不但对城市从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历史遗存的破坏，更因征用土地导致部分市民流离失所，造成社会动荡。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第二轮城市更新是1960年代的旧城改造与战后重建。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导致城市中心住宅匮乏，以及二战胜利后重塑民族信心的宏伟城市梦想，许多城市在1960年代开启了“推土机式重建”和清理贫民窟运动，而巴黎，却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事实证明，这样的改造只是对贫民窟进行转移，同时造成沉重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城市的文化遭到严重破坏。邵甬将与蓬皮杜艺术中心一街之隔的Le Marais（马莱）称作巴黎的老城厢——12世纪，这里出现了菲利普·奥古斯特城墙；14世纪，查理五世城墙在此建造；16世纪，这里成为贵族聚居区域；17世纪，亨利四世在此建造王宫，中央为“沃日广场”;18世纪，由于新郊区的建设而没落，内院、花园变成大杂院；18世纪末，大革命彻底重组社会结构和土地权属，该地区成为普通生活街区，其中加建大量仓库、作坊和办公建筑；19世纪，街区日趋破败，成为外国移民聚居之地，居民底层化，成为巴黎最不卫生街区。

这一被邵甬称作“最巴黎的地方”，在1960年代迎来遗产保护与价值重现。1962年，法国率先颁布保护历史地段的《马尔罗法令》，该法令对城市遗产以立法形式进行保护的同时，也为城市更新提供了另一种模式，即城市更新的目的不仅是物质更新，更重要的是能否改善环境以及带来新的活力。

正是在《马尔罗法令》的背景下，Le Marais（马莱）开启了“有机更新”：针对文物建筑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17世纪的古建塞雷府邸于1963年改建为毕加索博物馆，沃日广场改造为城市重要公共空间；针对风貌街坊进行整治，1972年开始实施圣保罗村整治计划，通过留改拆添来提升居住品质和公共服务设施，疏通空间，建设公共通道，引入底层商业。

在1公顷的用地上，保留了50幢历史建筑，提供了241套舒适住宅，1个公共服务综合体，将近6000平方米的商业面积……以圣保罗村为代表，在对历史街区进行保护修缮及价值重现的同时，新的不平衡出现了——历经1965-1990年文化产业入驻，书店、古董店画廊数量激增，到2003年开始以成衣店、珠宝店、香水店为代表的连锁商业扩张，马莱区商业开始“士绅化”，巴黎人发现，马莱区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马莱区。

建筑密度疏解后，人口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化，工人的比例由1954年的35%下降至1999年的7%，公务员与知识分子则由5%上升至46.6%。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被称作士绅化，由英国学者Ruth Glass首次提出，指“拥有较高经济和文化水平的人群，迁入本是工薪阶层聚集的旧城区，从而导致工薪阶层的搬离”。

法国各界人士做出种种尝试以弥合旧区改造中衍生的新的“不平衡”。1975年，著名经济学家诺拉在《诺拉报告》中批驳了将手工业者和工人排除在外的改造模式，并提出“住房改善计划”等公共政策，即通过政府补贴等形式帮助私有业主修缮旧房，使城市的中下收入人群能够继续生活在受到保护并以改善了的巴黎城市中心。

最后，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江嘉玮的主持下，卢永毅与邵甬以论坛的形式就现场观众提问进行探讨。她们认为，巴黎的浪漫在于既传统又创新，其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方面的经验值得上海借鉴，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