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关系近来降至冰点,其中责任不在中方。但实际上,现在距离中法之间的“蜜月期”并不遥远。现为外交学院教授、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的吴建民先生,就曾在这段“蜜月期”担任我国驻法国大使,对中法关系等问题有相当的发言权。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天就中法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对吴建民先生进行了专访。
希拉克知道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
中国青年报:在1998年至2003年,您担任我国驻法大使期间,中法两国关系可谓是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当时,两国元首互访彼此的故乡,开展“中法文化年”等活动。据了解,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本人也十分钟爱中国文化。当时中法两国关系发展良好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能达到如此密切的程度?
吴建民:希拉克出任法国总统之前,中法关系有过波折,当时的法国社会党政府曾向台湾出售武器。出售武器之后,中法关系跌入了底谷,这是1964年建交以来最低谷。
之后,在法国1993年的大选中,在野党取得了多数,当时的总统是社会党的密特朗,总理是巴拉迪尔。当时希拉克对中法关系就非常关心,他那时还不是总统,但是他有积极的推动。他派了特使到中国来,与中方谈,密特朗总统对此也是支持的。
这个时期的中法关系不好,两国经济合作受到很大影响。1995年希拉克当选总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希拉克总统懂得中国文化、懂得中国,我们西安的兵马俑,他去看了以后认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之后名扬世界。他可以看懂上海跟法国一家公司共同举办的青铜器展览,一看就是一个半小时,看得津津有味。
中法关系在希拉克总统任职期间非常好,我觉得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希拉克本人懂得中国的文化,懂得中国的重要性,从历史的角度看,他认识到中国在崛起。他每天睡觉之前,都要看几页关于中国的书,特别喜欢中国文化。这是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结,他跟我讲过:他少年的时候逃学,逃学干吗去呢?巴黎有一座很有名的博物馆,叫吉美博物馆,他就到那里去看,越看兴趣越大。几十年来,他形成了对东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强烈的爱好。懂得一国的文化,就能更好地懂得一国的人民。他知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塑造了炎黄子孙,塑造了中华民族。他懂得中国今天强大起来,不是偶然的,是有强大的中华文化来支撑的。因此,他知道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
还有,这个世界向何处去,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应当成为一个单极世界,都听一个国家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应当成为一个多边的世界,大国、小国都有发言权。希拉克总统显然是赞成后者,他认为由一个国家来掌控世界是不安全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法国是有共同点的,很大的共同点。大家都希望建立一个多边主义的世界。
总的说来,当时中法关系良好的原因,一是国际上的大气候在发展,我们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法之间有很大的共同点;第二是中国的崛起,中法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增大。中国跟外国合作,尤其是尖端领域的,跟法国合作较多;第三个就是领导人的因素。
萨科齐的民意支持从强势变成了弱势
中国青年报:这样说来,国家领导人个人的好恶,对国与国关系的发展确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您认为中法关系陷入目前的僵局,与现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个性有关吗?您在法国期间,同他打过交道吗?在您眼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吴建民:当然有关。领导人领导一个国家,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他的好恶,当然会对国家的管理产生影响。
我和萨科齐总统打过交道,而且打的交道还不少。我1998年11月到法国任职的时候,他是我大使官邸所在地奈伊市(巴黎郊区小城——记者注)的市长。我去了以后,萨科齐给我举行了一个酒会。此后,我们的来往也比较多。有的时候我请他吃饭,有的时候他请我吃饭。请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说我们来一对一吧。一对一是西方人外交上作深谈的一种方式,没有第三者的旁听,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跟他一对一谈了也有几次,主要谈对法国形势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也很想了解中国。萨科齐曾跟我说过:我在政治上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没有忘记我。
萨科齐是法国政界的后起之星,他给我的印象是,好胜心强,很聪明,做事很急于求成。
至于中法关系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想是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目前的困难,是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世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国际关系几百年来最大的变化。欧洲、美洲作为世界的重心,长达几百年,现在却发生变化了。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地位在上升,欧洲地位相对下降,所以欧洲有一种失落感,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总统换人了。总体来说,萨科齐是高票当选总统的,但是去年11月24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当选总统的时候很得民心,几个月之后,民意支持率却大为下降。他也很紧张,一下子从强势变成了弱势。在弱势的情况下,他就对民意十分重视。
法国的一部分媒体,在报道奥运会、报道火炬传递方面,对中国的态度十分糟糕。其实很多法国人对西藏问题并不了解,很多人不知道西藏在什么地方。但是,媒体上的一面之辞讲得比较多,鼓动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这种民意对萨科齐的行动有一定的影响,他不得不适应所谓的民意。而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是很深的,这是事实。
所以,我想就是这几个方面:国际大气候变化、总统换人、总统地位的变化、总统处境的变化和总统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对西藏问题的了解,这跟他的前任是有差别的。于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很清楚,出现这些困难的责任不在中国,不是我们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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