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加罗报采访中国外交部傅莹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2010年10月28日，法国《费加罗报》发表对傅莹副部长的专访。傅莹就G20峰会、中法关系、人民币汇率、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日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傅莹是在10月17日出席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政策会议期间接受了《费加罗报》副主编ALAIN BARLUET专访。现将采访实录刊登如下：

　　记者：G20首尔峰会对中国有何重要意义？

　　傅莹：对中国来说，G20是重要的国际平台，也是个学习的过程。中国积极参加了历次G20峰会，重视与其它参与各方协力应对金融危机、分享观点、协调政策的机会。当前，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日益上升，G20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单枪匹马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因此拥有广泛代表性的G20使中国得以更好地理解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

　　首尔峰会是在世界经济困境缓解的背景下举行的。我们认为世界正在一定程度上从危机中走出，然而各种不确定性和复苏可能放缓的危险仍然存在。我们认为应该利用首尔峰会这一机会，商议如何稳定世界经济。G20峰会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为了应对危机而召开的，在我们走出危机之际，G20需要从一个危机管理机构转变为进行长期思考、采取长期措施的机制。

　　记者：中国考虑如何推动G20的长期化？

　　傅莹：G20应保持高效，各方应尽一切努力落实在此前峰会上达成的共识。中国有句谚语，叫“狗熊掰棒子”，也就是掰一个丢一个。

　　记者：您认为那个方法不对？

　　傅莹：当然不对，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成果，现在就是要落实已有的成果。当前，各方一致同意进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应得到落实。如果我们一直徘徊在已经达成一致的问题上，讨论就永远没完没了。因此我们应当落实已做出的决定，然后继续向前。

　　我们同时认为G20应改进金融监管，缺乏监管对金融危机要负部分责任，因此继续加强金融监管是G20的重要任务。

　　记者：您希望G20首尔峰会优先讨论哪些话题？比如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后，有人提出在一个比联合国更小、更高效的范围内讨论问题。您是否赞同？还有，您认为是否应在首尔峰会上即开始讨论货币体系改革这一中国认为敏感的问题？萨科齐总统已将其列为法国担任G20主席国后的工作议题。

　　傅莹：你这一个问题当中包含了很多问题，我一个一个回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觉得G20不应该变成另一个联合国，不能从其关注的中心偏离太远。G20不应该讨论那些已经由专门组织或现有机构负责的问题，不要踌躇满志地以为G20让我们找到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应当专注于G20可以做什么，也就是G20创设的初衷。

　　关于第二个问题，法国不久将接任主席国，明年我们或许会在复苏的道路上走得比现在更好，更有条件反思国际金融治理存在的弱点。这并不妨碍我们现在就着手处理金融失察这些最棘手的问题以及一些值得加以关注的问题，例如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构的代表性，特别是在IMF和世界银行这些机构的代表性，G20已着手探讨这些问题。

　　记者：您把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代表性作为重点？

　　傅莹：是的。我们要严肃对待这一问题。世界在变化、在发展。二战后诞生的国际体系原旨在服务于全球的部分人口，即发达国家的1２亿人。现在30亿，甚至更多的人们加入进来。国际机构必须呼应改革的需要，以更好地体现新的形势，容纳更多的人更广泛和平等地参与世界事务，G20应体现这一发展趋势。好在G20成员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改变。

　　记者：回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个问题上，法国作为下一届G20峰会主席国，已将其列为议事日程上的一项重要内容……

　　傅莹：法国作为下届主席国，采取积极的态度非常正确。主席国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提出许多点子供大家讨论。法国并没有说现在提出的观点是最终版本，不过是作为未来的主席国提出建议，这没有什么不妥。各成员进行讨论，在过程中考虑这些观点，构筑共识。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到时就能看到就哪些建议能形成共识。G20成员情况差异很大，达成共识不容易。

　　我想法国作为主席国应当有耐心倾听各方意见，包括有关货币体系改革的意见，G20成员之间以及各成员内部也都会展开讨论。你说的很对，现在有不少大胆的想法，中国也会认真对待。现在回答“是”还是“否”都为时太早。

　　记者：我听您的意思，是说对该建议表示欢迎，但仍对具体改革方案持谨慎态度。

　　傅莹：我们欢迎这种积极的态度。至于建议，现在表态还为时尚早，首尔峰会还没开呢，我们可以看看首尔峰会的成果，各成员如何看待这些倡议。

　　记者：您是否认为G20有助于规避当前货币战争的风险？

　　傅莹：各国的汇率是主权问题，特别是像中国这样金融改革尚未完成的国家。现在中国面对很多压力，让我们感觉不舒服，好像中国的汇率问题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但它不是。

　　不少经济学家也认为找不到依据说人民币升值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经济问题。汇率问题不是，也不应被变成政治问题。从1994年中国进行汇率改革到金融危机前，人民币升值了55%，但同期中国外贸顺差却上升了。金融危机期间汇率改革暂停，但贸易顺差仍然下降。在汇率和顺差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顺差是结构性的。我们的货物贸易是顺差，服务贸易是逆差，与美欧贸易是顺差，与日韩、东南亚国家贸易是逆差。

　　中国仍将致力于推进从今年六月重启的汇率改革，其实质是让人民币从基本盯住美元过渡到根据一揽子货币进行浮动的更加灵活的汇率体系。

　　记者：你怎么看待法国与中国的关系？

　　傅莹：中国与法国是在2004年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些年来双方都为发展这样的关系做出努力。我观察，中法关系的两个特点，一是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尤其对世界大的发展潮流看法和主张接近或者一致，在很多事情上能协调、合作；二是双边的合作内容广泛、丰富，2004年中法文化年时，埃菲尔铁塔披上中国红，让中国人记忆犹新。当然，双方交往中分歧和摩擦也是有的，重要的是双方都同意要多对话与沟通，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今年4月，萨科齐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与胡锦涛主席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要建立成熟稳定、面向全球的新型中法关系，我们对中法关系是乐观的，也是有期待的。

　　记者：有观察人士认为，与G20相比，中国更青睐有192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因为中国在这个舞台上的政治运作更好。有些人讲中国的决策非常高效，中国的高官一般都得到政府的直接指示。

　　傅莹：你其实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和决策过程有关。中国的决策程序是一个构筑共识的过程，非常民主，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到讨论、辩论、达成共识和决策的过程中。比如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就是建立在对各种可能性、经济、人口等多方面考虑的基础上。像减排这样复杂的政策背后有很复杂的计算，不可能因为有些人想让中国变中国就变。我们要对13亿人民负责。

　　我们对联合国有信心。联合国具有普遍代表性，是最具包容性的国际机构，是就政策议题进行讨论不可替代的重要平台。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维和行动如果得到联合国授权，就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中国的确在联合国内非常活跃，但联合国也不是外交游乐场，我们更倾向于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处理许多严肃的国际问题。

　　联合国的确需要改革，因为联合国成立至今已有60多年，而且成立以来世界变化很大。事实上，联合国从未停止自身改革。维和就是个例子，联合国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维和行动，而如今维和行动得到巨大发展。在联合国的所有改革中，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记者：若有朝一日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是否会同意？

　　傅莹：这个不是中国赞成不赞成的问题。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邦。我们有历史问题需要解决，但双方相互依存，并都致力于地区和平与合作，合作与伙伴关系是问题的关键。

　　记者：中国有没有任何设想来缓和当前与日本的紧张关系？

　　傅莹：中日双方都存在一个相互认识的过程。在历史问题上，我和很多中国人感受是相同的，但作为外交官，我知道促进中日关系的唯一办法在于深化伙伴关系。两国不应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应当本着公平的精神正视当今的议题。这并不容易，但两国政府应当心平气和地对话，以大众的利益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