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蔡方柏：亲历中法关系24个春秋

    李洁博客

   从参与筹建中国驻法使馆到后来出任中国驻法大使，蔡方柏在法国前后度过了24个春秋，见证了中法关系从深陷低谷到成为全面伙伴的转折。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称赞他为中法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努力，并授予了他法国荣誉军团大将军级勋章。

　　作为中国外交发展历程中重要的里程碑，1964年的中法建交，在国际社会曾引发“外交核爆炸”。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蔡方柏表示，中法建交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第一个步骤，对国际关系发展甚至世界格局的调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更是中国第一次打开西方大国之门。他回忆了在法国前后度过的24个春秋——

　　驻法使馆的变迁

　　1964年1月27日，中法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自1967年收回属于中国国家财产的大使馆馆舍后，巴黎第八区乔治五世大街11号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成为代表全体中国人民主权和尊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驻地。后来中国还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马赛等城市分别设立了总领馆。

　　数十年间，随着中法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中国驻法使馆人员和机构编制不断扩大。分管领事、经贸、文化、教育、科技、武官等事务的主要职能部门，因办公场地不敷使用，逐渐迁出了乔治五世大街11号大楼，另觅新址办公。目前，大使、公使等主要使馆领导及使馆政治处、办公室仍在这幢四层高的大楼内办公。乔治五世大街11号作为中国驻法国使馆本部，成为全馆所有职能部门的协调中枢和决策核心。

　　1964年2月，当时使馆的宋之光代办一行作为先遣组到巴黎时，先住在旅馆，后来租了一个公寓，一共8个人住，条件比较艰苦。像我当时一个刚毕业的学生简直就是什么事都干，没有明确分工，做翻译、门口传达、上街采购、送电报甚至做饭。

　　建馆初期我们主要就做两件事情，一个是驱蒋，把台湾驻在巴黎的外交人员赶走。经过努力，法方向台湾方面表示说，北京的外交人员到了，你们的整个外交机构就不再履行职责起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方面宣布同法国断交。第二个任务就是买房子，得有一个安身之地，大使来了不能住在旅馆或公寓里。后来我们买了一个别墅，就是现在的大使馆官邸，在巴黎出凯旋门西边一点。

　　首任大使黄镇到任的时间是6月2日，当时的迎接场面非常热闹，机场很多记者都围着要采访，一般的大使到任基本不会发什么消息，中国首任驻法大使到任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大使到达五天，总统就接受大使递交国书，这也很少见。大使递国书时，总统要讲话，按常规应该是礼宾司起草好文稿，照读就行了，但戴高乐却要亲自起草，这也能看出当时的不一般。递完国书之后又马上约定下次会晤的时间，以便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进一步商谈，这些都是戴高乐亲自定的。说明中国在戴高乐心目中地位是相当不一般的。

　　随着大使的到任，相继建起了研究室(现在叫政治处)、商务处、文化处、武官处、领事部。大使到任后，我们都挤在别墅里边办公。说“挤”是因为我的办公桌就是大使楼下一个房间里的洗脸池，上边铺一块板子就是我的办公区。有人甚至睡在车库里面。这个时间比较短，很快就在别墅的旁边找了一个大楼租下来，几个处都搬去新租的大楼里办公，这个地方就腾出来作为大使的官邸。

　　随着两国关系的扩大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馆编制有所扩大，人员增加；另一方面，这几个处已经不能适应工作需要，教育部派人成立了一个教育处，科委派人成立了一个科技处，再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新闻处。

　　使馆本部在乔治五世大街11号，这个房子是国民政府上世纪30年代买下来的。于是我们从租的那个大楼里边搬到这个地方办公，但随着人员增多，房子也不够用，我在任的时候那里只有研究室、新闻处等部门，其他都在使馆本部外面，只有开会的时候大家才集中到本部。

　　中法关系总体长足发展的45年

　　中法建交是中国发展同西方大国关系的第一个突破。所以在当时被称为“外交核爆炸”，我认为是非常贴切的，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第一，要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观察。当时的形势是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搞冷战。中法建交是分属两个不同阵营的两个大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进行对话，这本身就打破了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格局。所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第二，中法两国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两国建交为后来其他国家所仿效，正像当时美国《时代》杂志所指出的：中法建交震动了世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第三，就是中法两国都迫切希望很快建交，这是双方处在不同的战略环境所考虑的。戴高乐积极同中国建交的根本原因是要发挥法国的大国作用，而他要发挥法国的大国作用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反对。我举个例子：1958年戴高乐曾经给当时的美英领导人写信，要求成立一个三国领导机制来领导西方，领导北约。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在这个形势下，戴高乐一方面同苏联发展关系，另一方面要同中国建交。

　　美国孤立、打压、敌视中国的情况与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苏之间的矛盾也很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中法进行对话、协调、合作是符合两个国家的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法建交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第一个步骤。它对国际形势的发展，甚至对世界格局的调整都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我认为由三个因素决定着45年来中法关系的顺利发展和曲折起伏：一是国际形势发展趋势，这个对中法关系产生直接影响；二是两国力量对比消长的变化，这个也产生很大影响；三是领导人个人对中国的了解与否直接影响了两国关系。

　　中法关系的发展我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建交45年来，中法关系多有春光明媚之日，也不无风雨交加之时。”总体来说，中法关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964～1988年，中法关系快速顺利发展。

　　在中法两国领导人打破两极格局，超越集团政治，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受制于人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两国的合作关系得到顺利发展。戴高乐1965年派文化部长访华就发展两国关系和反对两霸问题达成共识。1966年戴高乐亲自会见黄镇大使，邀请周总理访法，当时由于两国国内的原因，都坚持“你先来，我再去”的原则，所以没有成行。可是到了1973年蓬皮杜总统来访，1975年邓小平访法，他是代表总理去访问的，后来华国锋主席、李先念主席相继访问法国。法国也有很多名人访问中国，所以在这个时期两国的经贸、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关系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1989～1993年，两国关系跌到低谷。

　　法国售台武器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六四风波”法国带头制裁中国，当时两国基本上没有交往了，就剩下没有把大使撤回，我有时候跟法国人开玩笑讲，我的行李已经准备好了，国内一有命令就马上回国。

　　1994～2007年，中法关系走出困境迈向全面伙伴关系。

　　有两个因素起决定作用。一是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美国搞单极世界，一超和多强的矛盾突出，1994年中法关系正常化特别是1995年希拉克当选总统以后，两国关系因形势的需要发展得很快；第二个因素就是希拉克本人，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我举两个例子，希拉克到上海博物馆参观，上海博物馆最大的镇馆之宝是它的青铜器，到了之后他不要馆长讲解，自己来讲解。这个青铜器是哪一个年代的，在哪里发现的，世界上有哪几件，当时是做什么用的，说得清清楚楚。半小时的参观，他看了两个小时，后来随从来催。临走时给馆长留了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来巴黎，我什么时候见你。”过了一段时间，馆长去了巴黎，希拉克接见了他，交谈中希拉克提出的问题非常专业。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江泽民主席到希拉克家乡访问，他回访中国时去了扬州，晚宴时，大家讨论隋炀帝之后隋朝还有没有皇帝，中方所有人都说没有了，希拉克说“不，隋朝实际上有三个皇帝，隋炀帝死后其孙子被立为皇帝，尽管在位时间不长，但也是皇帝”。大家就开始争论起来，江主席说别争了，查去吧，大家一查果然有。李渊夺取政权之后觉得还不够稳固，把一个小皇帝扶植起来搞了一段，后来他的政权稳固了，就把他废掉了。由此可见希拉克对中国历史是非常了解的。希拉克反复讲，中国将决定着21世纪的均势。他非常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7年到现在，两国战略共识和摩擦同时存在，中法关系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又面临新的挑战。

　　为什么法国会有这么多的变化，从戴高乐到现在的外交政策根本目标就是谋求法国的大国地位。戴高乐如此，萨科齐也如此，密特朗如此，蓬皮杜也如此，只不过是形势不同，他们的做法不同而已。

　　对萨科齐这个人我认为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他要谋求大国地位，所以他重视中法关系，萨科齐曾多次讲，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在多极世界中的地位重要，是维护世界平衡的重要力量，而且还讲要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之内来发展中法关系，正因为有这样一些考虑，他2007年11月来华访问时取得了圆满成功，他当时对我们关切的三个问题作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台湾问题，反对台独；奥运会问题，一定来参加奥运开幕式；西藏问题，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见达赖。当然他也提出了他的要求，他说他要比希拉克做得更好，希望中国能买更多的空客飞机。果然我们买了160架飞机和两个核电站，双方对这次访问的结果都很满意。

　　另一方面是双方的力量对比消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给西方国家重大打击，力量受到相对削弱，以及新兴大国群体的崛起，而且中国因素占了重要地位，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给法国等欧洲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一时难以适应。再加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双方在人权等方面有分歧，两国关系出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