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法国人还是好的天主教徒？

    张剑荆博客

   虽然一些人反对普世价值，但却总是希望自己信奉的价值成为普世的。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思想产品、信仰如市场经济下的物质产品一样，总是希望卖得越多越好，我们见过一个人希望独享一张床，却没有见过一个人希望独享一个学说。本来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可是价值一旦与国家权力结合起来，简单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比如说，一个极力推广某种学说的国家权力，究竟是在推行纯粹的价值呢还是借机扩张自己的国家权力？还有，两个信奉同样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就应当是天然的盟友，就不应存在冲突？诸如此类的问题，用国际政治的术语表达，就是在战略制定中，意识形态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这个问题的答案虽然已经很清楚了，可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目前同过去一样总是需要战略制定者反复权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中国与苏联有着大致相似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则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态鸿沟，但是中国与美帝却实现了战略和解，尼克松来北京的那天，《参考消息》在一版右上角报眼位置刊登了一句列宁的语录，大致意思是说，同敌人握手是为了消灭敌人云云，这是为了说服老百姓，不要一下子拗不过来这个弯，与此同时，在中苏边境却有几十个师，苏联老大哥成了头号敌人。国际关系上，像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每次出现，都仍是新闻。

    大体上说，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始于１６世纪的欧洲。在那个世纪，出现了若干具有革命性的战略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要算马基雅维里。而在国家间关系中真正有意识地区分“国家理由”和宗教意识形态，则是１７世纪，其中法国的红衣主教、首相黎塞留，是突出的代表性人物。其在任期间，欧洲最大的事情是三十年战争。１６４２年他去世时，战争尚未结束。但这个时候，法国在他手中，已被经营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这一地位持续了上百年。所有研究法国以及欧洲政治的人都承认，黎塞留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

    三十年战争主要是一场天主教集团同新教集团之间的战争，前者是欧洲最强大的权势集团，哈布斯堡王室和教皇，其军事支柱是西班牙，新教集团在力量对比上要弱得多，主要分布在德国境内和北欧，其主要军事力量是瑞典。法国在宗教方面与哈布斯堡王室是一样的，从意识形态角度，法国应当与天主教集团联合，反对新教异端。

    但是，哈布斯堡王室尤其是西班牙的权势，对法国是一个强大的威胁。法国几乎处在哈布斯堡势力的包围之中。而且，西班牙还极力资助法国国内的新教团体，也就是胡格诺教派，教派的分裂严重削弱了法国，这当然是西班牙乐意见到的。

    这样，执掌法国权柄的黎塞留就面临着一个难题，即，是做一个好的法国人呢，还是做一个好的天主教徒？这个问题远比“鱼与熊掌”问题复杂，那只是损失一种美味罢了。可对战略制定者来说，必须在兼得中寻找平衡，其最大的忌讳是两者选一，只挑选一个最符合自己心意的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问题从来就不是那样简单的。如果黎塞留选择做一个好的法国人而置好的天主教徒于不顾，那么人民就不会服从他；如果他选择做一个好的天主教徒而置好的法国人与不顾，那么，法国就只是哈布斯堡战车上的一员，错失战略机遇。

    法国及黎塞留在三十年战争开始之初，执行的是一种模糊战略。它（他）避免做出明确的战略选择。面对国内新教异端的起义，他与西班牙达成和解，这就向天主教集团显示，他也是一名好的天主教徒，此举成功地将自己的反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动机掩饰了起来。这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而在背后，却遵循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暗中支持德国的新教异端以及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同哈布斯堡作战，法国花钱支持瑞典军队，瑞典军队是新教集团中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法国在１６３５年５月才对西班牙宣战，又过了三年，才对哈布斯堡宣战。这也是极富策略性的，因为本来西班牙和哈布斯堡是一体的。一旦黎塞留公开对他们宣战，战争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对法国而言，战争转变成了为了国家利益。当力量对比转向法国，并且双方都消耗殆尽的情况下，黎塞留也不急于结束战争，而是等待最佳的时机以取得对法国最有利的和平，他称之为“一个好的和平”。

    可以理解，“好的和平”是对法国而言的，这意味着哈布斯堡领地的被肢解，意味着法国需要占领若干战略要道，法国的这些要求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

    但是，黎塞留及继任者马扎然在界定“好的和平”时，并不限于法国。在他们看来，对法国来说是“好的和平”，对基督教世界来说也是好的。一个执欧洲牛耳的强国的利益，立即被说成是整个欧洲的利益。在法国主导下最终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法国晋升为和约实施的警察。按照这位新警察的逻辑，“一个好的和平”，是“一个好的法国人”提供的那种和平，或者，只有好的法国人，才能够提供好的和平，并且因为他提供了好的和平，因此而成为好的天主教徒。罗马教皇显然闻到了法国人的这一逻辑的气味具有危险性，因此拒绝承认这个和约。但是，他的承认与否已经不再重要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此之后，国家才是新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