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傅雷翻译奖得主-张祖建

    陈菁霞博客

    2009年12月6日，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两位获奖者张祖建和马振骋分别从美国加州和上海远道赶来受奖。事后，张祖建说起当时一个有趣的场景：当他上台时，台下有学生低语：“怎么又是一个秃头哇！”“唉，他们怎么能理解，海外游子虽无周杰伦之酷，此刻重返北大，心情是难以言传的激动呢”？

　　张祖建现为美国北加州莱尼学院终身教授兼外语系主任。1984年，他从北大法语系硕士毕业，和所有经历那个动荡年代的人一样，他的人生中充满了艰辛和曲折。1986年，张祖建赴美读博士，自到美国第三天上课堂开始，20多年来，他辗转于美国四个州和法国巴黎的大学之间，以教授法语和汉语为业。因为教学内容多限于基础语，张祖建感觉很不过瘾，而这，也成了他后来从事理论著作翻译的原因之一。

　　这次因为翻译“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丛书中的《面具之道》而获奖，张祖建感觉很意外。甚至在赶来北京的路上，他还不能确知自己是否得奖的事实。2004年，在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李幼蒸先生的推荐下，张祖建参与《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的翻译工作。文集共14本，他独立翻译了其中三本：《结构人类学I-II》和《面具之道》；与人合译《人类学讲演集》；担任《列维-斯特劳斯传》的审校。其中《结构人类学I-II》两卷近90万字，花的工夫最大。按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计划，《面具之道》的翻译原是由另一位译者承担，后来原定译者撂挑子，出版社又着急出齐这套文集，所以请张祖建接手，关键时刻他当了回“救火队员”。书出版时正逢法国大使馆设立傅雷翻译出版奖，时间的巧合等因素加起来，张祖建认为自己这次获奖多少有点“阴差阳错”。

　　“……他知难而进，凭借对语言的高度把握和对知识的深深尊重，很好地传译了一位伟大的人类学家的研究思路，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思维缜密，联想丰富，集知识、分析与文学想象为一体的美妙世界。他的工作具有开拓意义，在技术层面上为其他译者攻克了不少难题，提供了难得的借鉴。他被美国的现代氛围包围，却捍卫了法国文明；虽然身处异乡，却保持着对汉语的深深眷恋。”评委会主席董强宣读的这段颁奖词令张祖建有点“受宠若惊”。“也许他们考虑到，我这些年翻译的理论著作加在一起有点价值吧”。

　　张祖建曾经当过8年钢铁工人。从那个时期开始，他开始尝试翻译，曾经为首钢和农科院情报所翻译过技术资料。一面要干好工厂的活，翻译常常是在下了夜班以后的业余时间做。回首往事，张祖建并不觉得多么苦，文革期间一大批自学外语，渴望了解世界的青年人大都如此，他的情况并非孤例。张祖建翻译理论著作是后来的事，其时他已身在异国。1996年在巴黎高师教书期间，老同事罗芃教授邀他参加北大《法兰西思想文库》的工作。由此，张祖建开始了第一本理论著作———克罗德·海然热的《语言人》（1999年由北京三联出版）———的翻译。

　　从此，张祖建一发而不可收。这些年，他陆续翻译了罗兰·巴尔特、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徐丹、约翰·迪利等人的多部学术著作，总计约三百万字。张祖建归结做理论翻译的缘由，一是自己有这方面的兴趣，想用学到的知识为国内文科理论的译介做点贡献，此外是正逢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大潮和朋友们的鼓励引介。

　　在翻译列维-斯特劳斯、德勒兹和巴尔特作品的过程中，张祖建深切地体会到前者与后两人大为迥异的文风。法国哲学家往往笔走龙蛇，天马行空，“潇洒倒是潇洒，但对于我这种非专业出身，又不愿对不起读者的译者来说，查考起来挺费事的”。但列维-斯特劳斯不同，这位结构主义大师更像一位课堂上的教师，掰开了揉碎了讲道理，从不唬人。所以，在原文理解上，张祖建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仅用了三个多月业余时间就完成了《面具之道》的翻译。

　　“我希望我的译文能够把他的文理文风忠实地展现给读者”。作为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始终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一扫学术著作枯燥、呆板的语言方式，以丰富、饱满的新叙述语体，为人类学赋予了诗学的性质。当年《忧郁的热带》甚至令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大为挠头，若非其文体因素，斯特劳斯差一点获得龚古尔文学奖。

　　但更多的学术著作，语言和理论一样艰深。张祖建认为国内这类著作的翻译，在专业术语的理解和转译上有点杂乱。西方语言因为互通性很强，翻译难度比汉西互译要小得多。加上国外往往有基金会和出版社从事独立、完整和专业化的策划和操作，大量的、及时的译介也保证了欧美对彼此思想界的发展了如指掌。他希望国内翻译出版界能够搭建起同样开放、稳定的架构和平台。

　　至于术语的转译，以及当前国内为很多人所诟病的翻译质量问题，张祖建认为翻译界应当建立畅通的渠道或者平台（例如利用互联网），开展批评和讨论，同时运用有效的经济手段鼓励优秀译品。“如果有专业人士、译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会有助于充分理解和澄清新的概念乃至理论，促进淘汰不恰当的译名和低劣的译作，使好的或更好的译名译作获得普遍接受。此外，为求新而轻易改动约定俗成的译名似乎不是可取的做法，因为名（译法）与实（语义）已经挂钩之后，任意改动会引起混乱。”尽管译者并非都以挣钱为目的，他不认为行政规定稿酬标准和买断式做法有利于全面提高翻译质量。

　　译事艰难，但其中的快乐也是非经历此境的人所能够体会到的。在一次媒体访谈中，张祖建勉励初涉翻译的年轻学子“尽管死磕，必有所获”。而他自己，在匆匆的归国之行后，又投入了异邦忙碌的教学和翻译生活中。“人生有限，学海无涯。今后要加倍努力，为中外文化交流乃至中国文科理论的建设尽一份心力”。